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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倦怠是工业革命与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公司成为超越国界范围的生产与营销聚合体，被誉为公司管理大师的彼得•德鲁克，就曾将管理的职能直接简化为“创造顾客和创新”。为此他提出了绩效考核、末位淘汰的方法，从而奠定了现代企业管理中至高无上的工具理性。劳动者被泯灭了人性与自由精神，并被裁剪为一个个位置功能不同的模块或者零部件；反过来，消费社会所强调的蜂群意识，更限制了我们摆脱倦怠的手段与冲动：即在经济理性道德控制一切的情况下，我们越来越坚信我们在职业工作上的奉献一定会有重大、明显的可量化的回报，从而获得某种强制力，压倒了家庭与自我身心健康的需要。

　　无可讳言的是，虽然“职业倦怠”现象肇始于现代化工业，但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发展中，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普遍存在的性别与年龄歧视、不完全的劳动立法、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不公正经济与贸易秩序导致的低薪酬、动荡的社会价值观叠加在一起，劳动者必须承受更多的紧迫压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出台的一份劳动者生存状况报告，26%的职业可以被归入高心理压力工作类，而其中75%、多达24亿的劳动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其中80%以上处于中小型企业或者家庭工厂，缺乏健全的劳动保护，包括精神问题在内的各种职业疾病与工伤，损耗了经济生产总额的大约4%。

　　2004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曾出台了一份中国工作倦怠调查报告，在调查中，全国共有4000名在职劳动者在线填写了马斯拉奇职业倦怠问卷，结果显示35%、32%与45%的被调查者拥有情绪耗竭、无效感与非人性化指数，至少有40%左右的被调查者可以被归入职业倦怠综合征患者行列，其中认为“在工作中不能得到自我提升”、工作缺乏挑战性、职业负担过重的比例分别达到20.9%、40.7%、76.6%。在各种职业里，市场营销，客服以及研发（R & D）部门是职业倦怠高发的“重灾区”，发病率分别高达28.5%、25%与22.2%。而另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是，全国拥有心理治疗师资格、能够给病人开出有效处方、签过职业保密协议的心理咨询从业者不过400多人，大部分劳动者都还抱着一个陈旧的观念，即职业倦怠是个人工作效率低下与意志力脆弱所导致的私人问题，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负面隐私，只要自己没有崩溃，这些内心的沉重负担与隐痛就不能被家人、同事或者专业心理治疗者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