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珉（化名），目前在浙江大学读大二，毕业于浙江杭州的省重点高中——杭高。她是浙江当年高考改革试点的批“小白鼠”，距离高中毕业已过去近2年，距离她次参加计入高考总分的学业水平选考，已过去了整整4年！

4年前，她次参加新形式的学业水平考试。从小喜欢阅读名著和传记的她，把历史作为选考科目之一。高二上学期她就很用心地背完了历史的全部六本书，但次选考的成绩自己并不满意。于是高三又参加了一次，重新再把六本书全部背完。

“考完一门扔一门的，那只是极少数，是一次就能拿的那种同学才适用的。我个人认为新高考两次考试对于学生的学业负担，其实是加重了。”即使毕业于高中、即使终考上了浙大，张珉还是认为：她的高中三年特别累。

不分文理、选课走班、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2014年9月，以《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为标志，我国吹响了自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以来力度大的一轮高考改革的号角，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新的蓝图随之浮出水面。

2014年秋季，上海、浙江率先启动新高考改革，2015年即举行了新高考轮考试；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地加入第二批试点行列；2018年，新增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个省市。

4年过去，已有14个省市启动了高考改革，一省一市完成了两届新高考试点，全国近一半高中生已经踏上了改革之路。尽管门一再强调“高考改革正平稳有序推进”，也有媒体报道说，第三方调查显示“2018年87%的家长和学生对高考改革感到满意”，但此起彼伏的争议和讨论，还是让已改的、未改的都揪着颗心、捏着把汗。

2017年高考结束后，当被问起当年高考大特点时，上海和浙江的2017届毕业生很多都会毫不犹豫地说：“选！”

没有原先“3+1综合”式的固定考卷，没有文理分科的限制，当年参加浙江、上海新高考的考生，在语数外3门考试科目外，还可以从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理、历史、政治（浙江还有技术）等级性考试科目中选出任意3门，组成自己的考试方案。

毕竟，“6选3”有20种组合，这道选择题是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选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参加“裸考”还是参与综合评价录取？分布在高二或高三不同时段的等级考试，如何科学安排?

迷茫与困惑蔓延，试点省份的省级门、市区级门再到学校，不断开出“方子”：开设生涯指导课，班主任变身生涯规划导师，甚至还情景模拟排班选课，帮着学生寻找方向。

对于终效果如何，的结论是：

“通过学业水平考试科目“6选3”的选考制度，增加学生的选择权，促进学生有个性、有特色地发展，是新高考改革的初衷。改革方案打破了原高考固定科目组合模式，上海、浙江两地超过七成学生选择新的科目组合。

不仅‘通过取消文理分科考试，提高学生基础素养，培养综合能力’的新高考改革预期之一得到了较好的实现，将‘多选题’交给学生还有了不少收获：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思考自己喜欢什么、未来要做什么。”

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选考科目的设置本意是给学生们更多选择权，选择的标准是“自己喜欢”。但现实是，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目标从来都是考出更高的分数、考上好的大学。在这样的目标指导下，学生很难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学校大概也不允许学生选。

先来看学生：

“分数决定一切”在我国根深蒂固，学生、学校的一贯思维就是考，至于兴趣爱好、职业规划等统统都要等到考上大学以后再说。而且学生也习惯了被学校规划、被学校管理。

因此，学生普遍不知道也不关注自己的个性、兴趣培养以及人生规划。现在放开了，学生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甚至有学生希望学校能直接给出选考意见。

上海市政协委员施华曾走访浦东各中学，发现大多数学生确是按的难易程度来选课。文科相对简单，选择的同学多一些（选政治的偏少）；理科中生物较简单，因此选生物的同学多。而较难的物理、化学选择的人数偏少，重点中学的学生相对多一些。很多中学教师戏称，十年后，中国无物理化学大师。

浙江嘉兴市的统计数据显示，学生选考地理的比例高，达56.65%，第二高为政治，50.51%，因为这两科都比较容易考。报考物理的比例仅为倒数第二，37.22%。从高考总成绩来看，报考物理比例低的一所学校，由于采取了“文多理少”的选考策略，98%以上的毕业生都被批次录取。

这样的经验势必会影响后续高中生的选择，容易考的科目选考比例越来越大，不容易考的科目选考比例则越来越少。

再来看学校：

伴随“3+3”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实际问题：学生选课会有20种排列组合，这些课怎么开齐?从“+1”到“+3”，原来150分的科目，变成70分的等级考试，学习的内容变了，考核的重点也变了，课要怎么教？从两天4场考试，到3年多次考试，老师和学生的精力怎么分配？

对于师资力量雄厚的高中，还能在教师资源和硬件上满足学生选课需求，但这样的高中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的普通高中来说，教师、场地都是问题。有学者直言：很多学校，尤其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高中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走班制不适合基层中学和中学生。

教师不够用

为保障35种选课模式（浙江为“7选3”，多了一门技术课），重点高中杭州二中为高中每年级平均配备了约60名教师。但在多数普通中学，学校哪有那么多教师？有的乡镇和农村高中，一个年级也就200多名学生，能用多少教师？

另一个问题是教师结构的不平衡。地理、历史选的多，就需要补足大量的教师；物理、化学选的少，有的教师无课可上。同时，每一届学生选课不同，可能会出现有些科目的选课人数突然大增、另一些则突然大减，学校显然也无法动态应对这些变化。

教室不够用

选课走班带来的另一个难题是教室不足。很多学校就算把办公室、图书馆等所有能用的空间都算上也无法满足需求。杭州二中原校长叶翠微介绍，实行新高考之后，学校的场地设施需要整体增加20%-30%。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清华测算，不论各高中每年实际选考某科目的学生小，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数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个科目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增加教学安排。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情况下，学校普遍的对应之策是，根据学校的师资、场地推出5-6个组合，再由学生进行选择。还有学校采取折中的办法，先按选课人数多的两个科目设置班级，剩下一个科目实行走班制。

目前来看，或出于客观资源限制（教师资源）、或出于主观战略目标（学校高考成绩更好看）考虑，中西部改革省份学校的普遍做法是，选择本校师资力量强的某个科目，或者容易获得高赋分的科目，将全部资源投入，集中强化训练，以获得。

选课制变为了“套餐制”，选课改革价值大打折扣。如此田忌赛马式的选考策略，实际上是功利文化的算计。

新高考改革后，各科考试不再集中，本意是分散学生压力，实际上，却使学生在“刷题——考试——刷题——考试”的道路上疲于奔命。

这在浙江前两年尤为明显。传统高考在6月，而浙江的学考选考之前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取两次，这就意味着从高二起就已经进入了高考状态。北京等地虽然没有增加考试次数，但英语听力也独立出来，有两次考试机会。机会增加，焦虑也在增加。

浙江的选考允许参加两次，相当于3门选考科目考两次、英语考两次、语文数学统后一考，另外还有全部高中课程（13门）的学业水平测试。算一算，到终高考前，共要经历21次大考，战线越拉越长，疲惫不堪；而浙江“三位一体”招生对科目“全A”的要求，把本来只是毕业考试的科目，变成了硬杠杠，催生了大量培训班……新高考被严重功利化。

每门选考科目有2次考试机会，“一考定终身”是不再了，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为追求，学生普遍会选择考2次，这就导致学生不是在考试，就是在考试的路上，频繁。

在选考机会只有一次的上海，很多学校则会选择在某一学期集中攻克某一的选课，其余时间便是主攻语数外。上海闵行区某重点中学就曾发布行政命令，全体学生高二阶段必须选择生物、地理等级考试，到了高三只选一门课，更多时间则留给语数外。

听说还有学校走向极端，把高中三年分成三块：高一转学历史地理生物技术，高二专学物理化学英语，高三专学语文数学。原因很简单，一些暂时不考的科目，老师上了也没人听，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有学生抱怨，原来的一次变成了反复。为了赶进度，寒暑假提前上课，星期天加班加点，节假日完全取消，就像一列喘着粗气的老火车，日夜狂奔！还有铺天盖地的模拟考、周考、综合考、，考得天昏地暗、考的日月无光、考得学生快要吐血！

有媒体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2017年、2018年，上海、浙江高考招生工作结束后，两地分别委托第三方对改革试点成效进行了评估。6.3万份问卷调查显示，2017年约有70%的学生和家长对新高考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2018年提升到87%。“调研发现，对新高考满意度高的就是学生，他们是受益大的群体”。

考上浙江大学的张珉对于这样的问卷调查结果不置可否。她说：“如果让家长或父母回答的话，他们肯定填满意。因为我毕竟考上了，结果导向嘛！但要让学生填，我估计结果不太乐观。”

而学考中的其他选考科目，7门选3门，每门100分，以高中学考成绩合格为赋分前提，根据浙江省事先公布的比例确定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

2018年11月，已实行近4年的浙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突然出现风波！让人意向不到的是，出问题的不是等级赋分的选考科目，而是计算原始成绩的英语！

根据浙江新高考试点方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高考直接挂钩，选考科目考试成绩以赋分方式计入高考成绩。但是外语科目的11月考试成绩不参与赋分，按照原始分计算。考生可以参加11月和次年6月两次外语考试，取其中较高成绩计入高考成绩。

实行两考试的目的，是给学生提供机会，避免一考定终生，破除学生心理紧张，有助于学生的正常发挥。同时也能降低因听力设备故障、考场外噪音等突发情况对学生单次考试的影响。但两次考试，终还是一次录取，所以一定要增加两份试卷的难度系数大体一致。

但浙江恰恰是试卷难度出了问题。11月份的试卷难度明显偏大，星火教育猜测，为了追求公平，浙江省教育厅和浙江省考试院临时决定“加权赋分”。

加权赋分这个词看起来有些神秘，其实并不算很罕见的处理方式。根据考题难度，采取某种方式进行统一调整，大学里很多考试会这样做，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经历。

比如大学某门考试特别难，不及格学生太多，老师就采取对每位同学的分数开根号再乘以10的方式对成绩进行处理，这样，大家的分数都涨了，不及格学生就没有那么多了，等等。因为所有同学都一视同仁，在并不那么重要的考试中，这么处理一般也不会显得特别敏感。

但是在高考评分中这么处理，很容易引起质疑。浙江的此次临时加权，是部分试题加权，结果使得成绩极为异常。150分的试卷，有人被扣30分后仍得130分，有人客观题就被扣十几至二十几分，后也有130分甚至140分。甚至有人怀疑出现了“倒加分的情况”。

来自浙江的一位家长表示，自己的儿子的班上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儿子的两位好友，都是班上的英语尖子生，二人客观题都只扣了2.5分，结果分别只拿到了132分和129分。而班上其他客观题扣了十几分的同学，竟然拿到了135分以上的成绩。

终，浙江省委、省政府成立的调查组认定，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组认为，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决策依据不充分、决策严重错误，导致结果不公正、不合理，且决策程序不合规。决定取消这次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高考是大的民生工程，对一个学生、一个家庭乃至整个都至关重要，众多家长的焦虑和质疑，是在高考改革进程中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举措，都要反复思虑，慎之又慎。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是通过等级赋分等方式破除分分必争的弊病，但这不意味着分数就不再重要。在目前录取方式下，分数仍然是考量考生的重要尺度。对于考生、家长以及社会来说，高考制度任何方向上的改革，都必须回应好公平这一底线要求。否则，再好的改革初衷也可能被扭曲。

此次浙江英语考试争议，也再一次提醒相关部门，每一个决策背后，都牵连着数以万计考生以及背后家庭的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必须慎之又慎。

政策要求：高中学校要基于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结合当地教育教学实际，科学确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转变以考试成绩为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

可以看到，与以往很明显的变化是，不再只是以考试成绩为标准，而是加入了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

但对综合素质评价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由家庭能力差异、学校能力差异导致的学生表现差异。民间有句话说：拼爹是拼钱、拼娘拼精力。试问，有多少孩子够的上拼爹？又有多少妈妈能够全身心投入孩子的教育陪护之中？

市场上的兴趣班、特长班动辄以万元起步，表现为多才多艺、爱好广泛的素质教育不仅需有强大的财力支撑，还要有妈妈的全心陪护。但偏远地区，甚至普通地区，先不说家庭能不能负担得起，就连合格、品质好的培训班怕是都难找。

学校差异更不必说，好的学校不仅师资、硬件配备好，还有种类丰富的选修课、兴趣班（有重点高中选修课多达300多门，组建近百个校园社团），各种级别的竞赛比赛机会也会比普通学校的学生多（当然学费也要贵得多）。

这让普通家庭、普通学校的学生拿什么去跟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争？难道靠天赋？从这方面来说，这样的做法不仅未能提高公平性，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学生之间的差距。

另一个争议是，综合素质评价由学校记录，自主权全掌握在高中学校手中。综合素质评价本就没有硬性标准，评价高低弹性之大让不少人产生“黑幕”疑虑。如何增加学校评价的客观公正、是否有配套的严密的监管措施更是亟待解决。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就曾直言：“当前，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如果由高中学校自己去确定，自己评自己的学生，同时各个学校之间又存在竞争，我觉得这个机制本身就有问题。

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待社会诚信体系慢慢建立起来后，把评判学生综合素质的权力交给高校，高校拿到高中提供的学生材料，从哪些维度，怎么筛选，我相信他们有了权力之后，一定会下决心来加强研究，找到更好的方式，我们应该相信高校的智慧。”

物理本身难度较大，大家普遍认为选考物理的都是学霸。等级赋分制规则下，相较在物理组与学霸们赛跑而言，在其他“赛道”上与普通学生赛跑显然更容易能拿到。因此，选考物理的人越来越少。

媒体曾就此采访了首批试点的浙江高中。以杭州一所普通高中为例，高考改革前，全校有2/3的学生必修物理；高考改革后，选考物理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到了2017年新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下降到了33%，新高二更少，仅60人，占年级总人数的10%。

这种趋势在县级中学继续放大。

嘉兴市嘉善县某高中，2017年高三生中，在次选考成绩公布后，选考物理的人由130人减少为70人；高二生报考物理的就只剩下了5人。“我们学校物理成绩好的学生，在全省只能排到8000到1万名，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从学生到学校，当然都希望回避物理考试的竞争风险。”该校副校长说。

更可叹的是，由于该校选考物理只有5人，只需一名物理老师上课，其他物理老师只得转岗。

于是，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出现了，新的“3+1+2”模式也出现了。

为了在增强选择性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避免弃难就易、造成物理等科学素养的下降，有提出在选考中，将物理、历史作为必选科目，学生必须至少选择其中一门报考。同时，对物理、历史两门科目计120分，采用原始分计分。

“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科目；

“1”，指物理、历史两门限选科目；

“2”，指在化学、生物、政治、地理以及除了必选一门以外的科目中任选2门。

原来“6选3”选科的20种组合，锐减成为12种组合，物理、历史分道扬镳。对于高一的学生和家长来说，由20种选择变成12种选择，难度显著降低。

但很多老师还是认为，从20种组合变为12种组合，看似减小了选择的难度，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原本不存在的不同科目之间的分数直接对比的问题，被新政策“折腾”了出来。那么就是上面的提过的那种窘境。如果一个专业既不限制物理又不限制历史，怎么办？

因为这两个科目之间的分数完全没有参照性，所以必须认真评估优势，以获得竞争优势。而在原来的“6选3”中，这根本不需要太去考虑。（因为没法考虑，变数太大）

这种情况下，除了要考虑学生专业的选择之外，竞争里，也就是能拿到的分数也需要着重考量，相对位置不再是标准，性的优势也很重要。

一是重视语数外三科的学习，夯实基础，提高核心素养，努力提科成绩。得语数外者得高考，三门主科一科也不能轻敌。

同学们重中之重就是学好语数外，语数外考得好高考的分数才会高，其他科目有很多的可能性。

二是科学确定选考科目。

，在高一全科体验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优势，这需要首先是物理与历史的选择，也就是偏理与偏文两个方向；其次是其他科目的四选二。

第二，做好生涯规划，通过探索和体验，在认识自我，认识环境和社会发展需求、客观环境条件以及充分了解和掌握包括高考政策在内的各种资讯等的基础上初步确定自己未来的发展和职业方向，从而选择专业发展路径，在确定大致专业方向之后，再倒推组合。

新高考改革是机遇，也是挑战。新高考强调教育的“选择性”，带来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以及更全方位的评价机制，意味着同学们除了要努力学习，提科成绩和综合素质，提高核心竞争力，还必须从进入高中，甚至更早，便要加强探索和体验，学会选择，做好“抉择”和“规划”。因此，生涯规划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无比重要。

从改革初衷看，新高考是为了全面扩大学生的权利，但在落地时，还是遇到了上述种种现实问题。但不论我们想或不想，新高考就在那里；不论我们愿或不愿，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滞。

但高考改革，毕竟是牵涉几千万高中生命运的国之大计。我们都希望它改得更公平、更有效率！高考改革，不需要媒体一味地歌功颂德，它也需要直击问题。

在决策过程中，鉴于可预见的巨大改变，在改革的同时，理应将人们的关切纳入其中；应该及早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地方实际，稳步推进；还要充分问计于民，激发、吸纳民智才是明智之举，尤其要善于从民众的批评与质疑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此外，高考改革，考试改革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高校的真正改革，能从行政化中走出来，更自主的招生，有更多元的选择标准和考核体系，用更有活力，更自主的高校改革来倒逼我们的初高中教育真正变革，由应试变向素质。改考试方式只是治标，离治本还远，现在还是“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但是治本我们准备开始走了吗，又能走多远？

这轮改革，终将收获一片掌声还是一地鸡毛？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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